宣和七年的冬末春初，一股由《梁山新报》掀起的舆论风暴，以远超官方驿报的速度，席卷了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、茶楼酒肆，乃至深宅府邸、宫廷角落。最新几期报纸，如同连环重锤，狠狠敲击在已然摇摇欲坠的王朝心脏之上。 报纸并非空泛指责，而是以“谛听营”搜集的确凿情报为基础，条分缕析，将朝廷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赤裸裸地公之于众： 头版显著位置，详细回顾了“海上之盟”从提议到签订的整个过程，引用大量边境贸易往来、辽国降人供述乃至零星金国内部流出的消息，论证了金国崛起之迅猛、野心之昭然，以及联金灭辽战略的短视与致命。文章尖锐指出，朝廷对此并非毫无警觉，李纲等有识之士的警告言犹在耳，部分边军将领的担忧亦有记录，却皆被急于“建功立业”的虚妄狂热所淹没。童贯等人为迎合上意，刻意淡化金国威胁，夸大辽国衰弱，甚至隐瞒边境真实动态，终致铸此大错。 随后，报纸以近乎白描的笔触，披露了北伐辽国的真实战况：非是童贯捷报中所言的“连战连捷”、“斩获无数”，而是屡战屡败，损兵折将，连幽云之地的边都没摸到，便在涿州、易州等地被辽军残部打得丢盔卸甲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童贯为掩饰败绩，竟纵容甚至指使败军对雄州、霸州等自家边境州县的百姓进行系统性劫掠，以抢夺来的财物充作“战利品”，将王师变成了比匪寇更凶残的祸害。报道附上了部分受害百姓的血泪控诉和被焚掠村庄的凄惨景象描述，虽无图画，字字触目惊心。 最后，报纸将金国灭亡辽国后，朝廷派遣宇文虚中索要燕云故土反遭羞辱的全过程，以及金军骑兵如何视宋境如无物，频繁越境烧杀抢掠，边境州县官员或逃或降、守军龟缩不敢出的窘境，一一呈现。结论振聋发聩：“此非天灾，实乃人祸！决策之昏聩，军报之欺瞒，边备之废弛，乃至引狼入室、自毁藩篱之咎，皆在庙堂之上！” 这些被朝廷刻意掩盖或粉饰的信息，如同沸腾的滚水，瞬间揭开了东京城看似平静的锅盖。士林学子首先炸开了锅，国子监内议论鼎沸，太学生们联名上书，言辞激烈，要求彻查童贯、蔡京、高俅等误国奸臣之罪，追究北伐失败责任，并要求朝廷立即整饬边防，启用李纲等忠直之臣，以应对迫在眉睫的金国威胁。 市井坊间，贩夫走卒、寻常百姓亦是议论纷纷。此前官方捷报带来的虚假荣耀感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被欺骗的愤怒和对未来的深切忧虑。尤其是那些家中有人在边军服役，或是有亲戚居于北疆的家庭，更是人心惶惶，对朝廷的无能充满了失望与怨恨。 朝堂之上，更是乱成一团。原本就被《梁山新报》持续“打脸”而颜面扫地的保守派官员，面对这如山铁证，一时语塞。而一些原本就对蔡京、高俅等人不满，或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官员，则趁机发难，要求严惩童贯，追究相关责任人，并立即调整国策，全力应对北方恶狼。每日朝会，都变成了争吵不休的闹剧，攻讦、辩解、推诿，喧嚣不止。 刚刚从父皇手中接过这烂摊子，本就根基未稳的太子赵桓，被这内外交攻的局势弄得焦头烂额。他试图安抚士林，惩处几个童贯的党羽以平息众怒，却又在如何应对金国威胁上犹豫不决。主和派主张立即派遣使臣，携带重金前往金国乞和，以岁币纳贡换取和平；主战派则要求立即启用李纲，调集全国兵力，加固边防，准备迎战。 就在这纷乱之中，心力交瘁的徽宗皇帝赵佶，面对这无法收拾的局面和日益高涨的指责声浪，最终不堪其扰，下诏宣布退位，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桓。赵桓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即位，翌年改元“靖康”，是为宋钦宗。 然而，新帝登基，并未能带来新的气象。年号“靖康”所寄托的“安定康宁”愿望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钦宗赵桓性格本就优柔，缺乏魄力，面对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和朝堂上盘根错节的势力，他的几条新政，如象征性地惩治了几个已失势的奸臣、下诏要求加强武备等，皆如泥牛入海，效果甚微，根本无法扭转积重难返的颓势。 北方的狼烟并未因王朝更迭而熄灭，反而愈演愈烈。金国灭辽之后，经过短暂休整，磨刀霍霍，已将目光彻底投向南方这片富庶而软弱的土地。边境急报如雪片般飞向东京：金军骑兵活动愈发频繁，规模越来越大，深入宋境的距离也越来越远，掳掠人口、牲畜、财物无数，边境几成鬼蜮。求援、告急的文书堆满了枢密院的案头。 无奈之下，钦宗皇帝只得采纳主和派意见，派遣使臣，携带大量金银绢帛，卑辞厚礼，前往金国上京会宁府求和，企图以增加岁币、纳贡称臣为条件，乞求金国罢兵休战，幻想能换来暂时的安宁。 与此同时，远在山东济州的王伦，通过“谛听营”遍布各地的耳目，对东京的纷乱、新帝的窘迫以及金国的动态了如指掌。他站在节度使府巨大的地图前，目光凝重地扫过北疆那漫长的、处处漏风的防线，心中明了，历史的巨轮正隆隆驶向那个他所知的、充满屈辱的节点。 “不能再等了！”王伦深吸一口气，对侍立一旁的林冲、吴用等人沉声道，“朝廷靠不住，这靖康之年，恐将成为我华夏泣血之始！我梁山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！” 他旋即下达了一系列命令： 首先，以济州节度使、兵马总管林冲的名义，发布全军动员令。命令鲁智深、武松统领的步军营，立即着手从源源不断涌来的流民中筛选精壮，严格操练，务必将总兵力扩充至三万人！杨志、花荣统领的骑兵营，一方面加紧与卢俊义贸易而来的辽东战马磨合训练，另一方面同样择优补充兵员，总兵力目标两万人！阮小五、阮小七统领的水军营，除保障漕运和近海防御外，加强登陆作战演练，兵力增至两万人！张顺、石秀的特战营，作为精锐尖刀，亦需扩编至五千人，强化敌后破袭、情报侦察、斩首行动的专项训练。 其次，王伦对军事编制进行重要调整：鉴于火炮、弓弩、手雷等火器已大规模列装各营，成为制式装备，原有的“霹雳营”编制已不适应新的作战需求。遂下令撤销霹雳营番号，升格组建“梁山装备司”，由凌振、汤隆共同统领，专司所有军械装备的研发、改进、生产、储备与配发，地位与步、骑、水、特战各营平行，确保技术优势的持续与后勤保障的顺畅。 “守土抗虏，保境安民！”王伦签署了面向梁山治下全体军民的总动员令。告示明确宣布，即日起，一切工作重心向备战倾斜！各大工坊，无论是生产民用品的玻璃坊、酿酒坊，还是军工体系的冶炼工坊、锻造工坊、被服工坊，必须开足马力，日夜不停，优先保障军需物资的生产。各屯田点、商队运输，也需为军事让路，确保粮草辎重能够及时输送到位。 命令下达，整个梁山治器如同精密而高效的战争机器，瞬间加速运转起来。济州、郓城、祝家庄、梁山本岛、二龙山……处处可见紧张而有序的备战景象。新兵操练的呐喊声、工匠锻造的敲击声、车马运输的喧嚣声，交织成一曲悲壮而雄浑的战前交响。市场上，虽然王伦严令禁止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，曹正、蒋敬等人全力调控，但气氛仍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几分紧张。然而，与外界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惶惶不可终日相比，梁山治下展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同仇敌忾、众志成城的决心。老百姓们深知，是梁山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所，如今大难将至，唯有紧跟王伦，方能有一线生机。 观察使宿元景住在济州城内最好的驿馆，虽无人限制其行动，但他所见到、听到的一切，都让他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。他看到流民依旧被有序接纳安置，青壮被编入行伍，妇孺老弱则参与后勤或进入工坊；他看到学堂里的孩童仍在读书，只是课程中加入了更多急救、辨识方位等实用技能；他看到道路上一车车军械粮秣川流不息，却秩序井然，不见混乱；他看到士卒们操练时眼中闪烁的不仅是服从，更有一种知其为何而战的清明与坚定…… 这一切，与他所知的腐朽迟钝、上下欺瞒、军心涣散的大宋官军，以及如今东京城内的混乱绝望，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。宿元景站在驿馆窗前，望着远处校场上正在演练步炮协同的新军，听着那震天的口号与偶尔响起的火炮试射声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、充满无尽感慨与复杂佩服的叹息。 “这王伦……治军理政，聚拢人心，竟已至如此境界！这梁山，哪里是什么盗匪巢穴、割据藩镇，分明是一派……新兴气象啊！”他喃喃自语，苍老的脸上写满了对过往认知的颠覆，以及对未来时局的深深忧虑。他知道，当北方的风暴真正降临时，或许唯有这片土地，才能成为这乱世狂澜中，最坚实的那块礁石。而朝廷……他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是默默收回了望向北方的目光，那目光中，已再无半分朝廷天使的优越，只剩下一个清醒者的无力与悲凉。